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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300多省管幹部的山西官場如何重建
晉官選拔難題
兩位縣委書記從省外選拔的做法，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在發生塌方式腐敗後，山西官場重建的困境。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幾方面：其一，腐敗官員的規模太過龐大，以至於有太多的職位需要填補；其二，在提拔新的官員時，不得不比以前更加謹慎，以免官員上任不久就重蹈前任的覆轍；此外，中央傾向於希望通過幹部異地交流，改良當地官場土壤。這顯然給山西的主政者出瞭一道難題：一方面，官員選拔的難度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空缺的職位如果遲遲不能被填補，又會對本已出現“斷崖式下滑”的山西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如何解這道題，值得期待。
山西官場“震後重建”
強力反腐引致官場大量職位空缺。在整飭官場的同時還要把好提拔關，以防止官員被提拔後又被調查，這就促使山西在官員提拔機制上進行創新
本刊記者/周群鋒(發自山西太原)
近段時間，一度省管幹部空缺300多人的山西官場，重建動作頻頻。
2015年7月26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對霍曉琴等3人進行擬任公示，1人擬任省直正廳級非領導職務，2人擬任省直副廳級非領導職務。
2015年6月29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公示瞭涉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協、省紀委監察等多個系統的39名擬任廳官，這是王儒林入晉後，山西官場同時擬任命人數最多的一次。
再往前推，2015年5月6日，山西公示9名擬任縣(市、區)委書記；3月23日，以縣處級為主的16名省管幹部履新。
《中國新聞周刊》在山西采訪中發現，在該省官場重建的過程中，選拔官員的渠道更加多元化，程序更加嚴格，選用的幹部不僅要面對面接受紀委談話、公眾監督，還要經過“六查”考驗，包括查檔案、查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查業績、查案件、查年終考核結果以及查巡視反饋意見相關資料。
談到官場重建過程中的一系列動作，山西官方表現得異常謹慎。山西省省委書記王儒林秘書楊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各項工作剛剛鋪開，還需要時間去檢驗、調整和思考。”
2014年9月1日，時任吉林省委書記的王儒林臨危受命，履新山西省委書記。此後，他便面對這樣一個局面：一邊在反腐過程中“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一邊又要物色合適的人選補位空缺、重建官場。
大量職位空缺
2014年，在13人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領導班子中，有5位被調查，此外被調查的還有兩位省級官員。全年處分市廳級官員45人、縣處級官員545人，累計處分違紀黨員幹部15450人。
而中共十八大以來，山西的11個地級市中，已有5位市委書記和2位市長落馬，前者所在的市包括運城、太原、大同、忻州、陽泉，後者為呂梁、長治。此外，國土資源廳、環保廳、交通廳、煤炭工業廳、地質勘察局、省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等多個省直機關的一把手，也先後被調查。僅山西省管系統，幹部空缺就一度接近300人。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相關公開報道發現，從2014年6月20日運城市委原書記王茂設落馬，到2015年7月3日陽泉市委原書記洪發科落馬，5位市委原書記落馬時間相差僅僅1年左右。
在空缺的這5個市委書記職位中，太原市委書記的職位填補最快，從2014年8月23日太原市委原書記陸川平落馬，到2014年 9月30日重慶市委原秘書長吳政隆接任，僅間隔1個多月。
大同市委書記也在空缺9個多月後即將填補： 2015年7月23日，山西省委組織部發佈公示，確定現任大同市委副書記、市長的李俊明為市委書記人選考察對象。目前，陽泉、運城和忻州3市的市委書記職位依然虛位以待。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王儒林把山西的腐敗特點，歸結為“量大面廣、集體塌方、形勢嚴峻復雜”，更稱山西官場集體塌方“不是個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
公開報道顯示，太原市一個“城中村”村主任的問題，就牽扯出太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房管局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區規劃局長等多名領導幹部。
2014年12月，山西省煤炭廳原廳長吳永平被立案調查前夕，還收受瞭一套在三亞的價值280萬元的房產，被立案調查當天，兜裡還裝著1萬歐元受賄款。
山西省紀委常委郝權介紹說，該省交通廳黨組原廳長、黨組書記段建國，平日裡就把紀檢組的監督看成是“和黨組唱對臺戲”。當紀檢組長對一些幹部提出廉政要求時，他說，“不要聽他瞎咋唬，該怎麼幹還是怎麼幹。”
在山西省各地市中，呂梁的腐敗猶有代表性。在中共十八大後，山西被查的7名省級領導幹部中，有3名曾在呂梁工作，此外，呂梁市原市長丁雪峰、原副市長張中生、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明珠、原政協副主席劉廣龍、原政法委書記李良森等5名市級幹部均被立案審查，還有許多縣區一二把手落馬。
長期在山西從事紀檢和組織工作的山西醫科大學紀委書記顧昭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山西的政治生態被嚴重破壞瞭，潛規則取代瞭明規則，官員不按潛規則出牌，就可能不被提拔重用。
在嚴查腐敗的同時，王儒林表示，在從嚴治吏中，山西不會搞政治運動，也不搞人人過關。“山西大多數幹部是好的。”
輸入“晉外血液”
2015年7月，山西省打破“省內選縣官”的慣例，從陜西省調入2名“70後”縣委書記。這被認為是凈化山西政治生態、重建山西官場的一次嘗試。
事實上，在2014年，中共中央就針對山西省委常委這個群體，輸入多位“晉外幹部”。
這一年，中央除瞭從“無老虎”的吉林省將王儒林調任山西任省委書記外，還有7名晉外官員奉調入晉，擔任山西省委常委。他們分別是：湖北省委組織部原部長樓陽生，任職山西省委副書記；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原副部長黃曉薇，任省紀委書記；重慶市委原秘書長吳政隆，任太原市委書記；山東省原副省長孫紹騁，任省委統戰部長；科技部原副部長王偉中，任省委秘書長；國傢安監總局原副局長付建華，任山西省副省長；湖南省原副省長盛茂林，任省委組織部長。
至此，山西省由13人組成的省委常委領導班子，完成瞭一次大規模的“換血”。
國傢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曾分析，山西出現塌方式腐敗，與山西高層幹部異地交流不夠有關系。“山西省部級領導幹部異地交流太少。以山西省人大、政協的省部級領導為例，90%甚至更多比例為山西當地幹部，這樣就容易形成利益網、關系網。”
有評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異地調動，從全國范圍選派得力高官進入山西，一方面可以盡快填補被查官員留下的空缺，確保山西大局穩定；另一方面，通過跨地任職、傳統的“五湖四海”幹部任命形式，也有助於盡快優化山西政治生態，根除當地的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
不過，在制度反腐專傢李永忠看來，山西政治生態的破壞，難以靠異地空降根本解決。“中央曾經希望用異地空降的方式，解決黑龍江韓桂芝腐敗窩案造成的影響，但隻能說減緩瞭腐敗蔓延的趨勢而已，改變政治生態太難。”
貪官、庸官和巧官
2015年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舉行領導幹部任前集體談話。參加談話的新任省管領導幹部共16名，包括呂梁市縣兩級9名幹部和山西省交通運輸廳7名幹部。這是山西新任省委常委班子選任的第一批省管領導幹部，標志著山西官場的重建工作開啟。
王儒林對這些“新官”說：“你們這批幹部，是在省委重大調整之後第一批調整提拔的幹部，是精挑細選出來的，省委對你們的選拔任用特別重視，下瞭大功夫。”
對官員的選拔上，王儒林曾直言，山西在發生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後，選人用人非常困難，“崗位不能長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來，明天又進去瞭。”
為瞭更好地解決選官難題，山西打出瞭“三個一批”組合拳、堅持“六查”、“一倒查六整治”等多種辦法。
“三個一批”主要針對的是“為官不廉、為官不為”的問題。2014年10月，山西省委組織部提出要甄別處理一批不廉潔的幹轉貸房貸利率最低的銀行信貸年息貸款利率換算查詢信貸年息部，調整退出一批不作為的幹部，掌握使用一批善作為的好幹部。
“一倒查六整治”則包括：對幹部“帶病提拔”問題進行倒查；堅決整治違反幹部任用標準、程序問題，堅決整治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說情打招呼問題，堅決整治“三超兩亂”問題，堅決整治幹部檔案造假問題，堅決整治領導幹部違規兼職問題，堅決整治“裸官”問題。
其中，“三超兩亂”指的是超職數配備幹部、超機構規格提拔幹部、超審批權限設置機構，以及擅自提高幹部職級待遇、擅自設置職務名稱。
2015年，山西省委連續出臺瞭4個與選拔幹部有關的文件，包括《關於全面貫徹好幹部標準樹立正確用人導向從嚴管理幹部的決定》《關於做好甄別處理一批、調整退出一批和掌握使用一批幹部工作的意見》《關於加強縣委書記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的意見》以及《省管幹部動議醞釀任免議事規則(試行)》。
山西醫科大學紀委書記顧昭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政治生態存在嚴重問題的情況下，官員的表現也是形形色色，其中有貪官、庸官，還有一類官員是“巧官”，極具隱蔽性和破壞性。
“貪官、庸官容易暴露，最可怕的是巧官。他們往往巧舌如簧，善於做秀，像狐貍一樣狡猾，像變色龍一樣善變。領導和群眾很容易被蒙蔽，覺得他們處事圓融、沉穩可靠，甚至盡善盡美、德才兼備。”顧昭明說，由於這些原因，“巧官”屢屢被提拔重用，在政治生態不好的時候，更容易渾水摸魚。他建議山西省委組織部在開展“三個一批”工作時，應特別將“巧官”納入退出范疇。
在山西官員選拔日趨嚴格的同時，也表現出瞭一些寬松的方面，比如對於高齡官員的提拔。
2015年6月29日，在山西省委組織部公示的39名擬任廳官中， 擬任廳長、副廳長的有6人，其中年齡最大的是賈繼武，目前的職務是山西省公安廳副巡視員，擬任省直副廳長級職務。公示信息顯示，賈生於1956年11月，還有四個多月就滿59周歲，而廳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
對此，國傢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傢分析稱，幹部選拔一般都會考慮到年齡結構、梯隊建設，可對於省管幹部缺口一度高達300人的山西官場來說，年齡結構不是主要問題，最緊迫的就是選出合適的、幹凈的人，盡快補位。
“發展始終是第一要務”
2014年10月22日，王儒林在太原調研時提出，要在清除發生腐敗的土壤上下功夫，積極借鑒兄弟省市的好經驗好做法，重點抓好“六權治本”，在“不敢腐”的基礎上，形成“不能腐”的長效機制。
自此，日後被稱為 “治晉藥方”的“六權治本”，進入公眾視野。“六權治本”包括以下內容：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約束權力、陽光行使權力、合力監督權力以及嚴懲濫用權力，
2014年12月9日，山西省委十屆六次全會作出部署：實施“六權治本”，深入推進反腐敗鬥爭。
顧昭明認為，“以權治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言，從山西當下的政治生態來講，堅持“六權治本”，能解決很多現實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在山西采訪中還瞭解到，在反腐的高壓態勢下，山西有些官員因害怕因做事而擔責，所以懶政、怠政，明哲保身。
一位受訪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原來很多部門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現在是“門好進、臉好看、事還是難辦”。
針對這種現象，顧昭明說：“做好事壞人反對，做壞事好人反對，不做事眾人反對。一定要調動官員幹事的積極性，同時減少他們做事的顧慮。”
除瞭官場整飭之外，山西經濟的持續低迷也頗受關註。
2014年，山西省GDP總量為1.27萬億元，已下滑至全國第24位，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差成績，4.9%的GDP增速則跌至31個省份之末。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經濟增長更是下降到瞭2.5%。
有評論指出，在一煤獨大的大背景下，雖然山西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瞭調整產業結構，但時至今日，調整的效果仍不明顯。
2015年7月7日，王儒林在會見香港媒體高層參訪團時提到，現在煤炭已經走到“不主動革命就要被革命”的階段。山西遇到的困難，不是比其他省的GDP多下滑幾個百分點，而是造成增長乏力的結構問題。
王儒林坦言，資源型經濟的省份調結構、轉方式不會一蹴而就，壓力將長期存在。2015年，山西將著力在金融振興、科技創新和民營經濟發展3方面實現突破。
車貸台北信義車貸“全面從嚴治黨也好，反對腐敗、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也好，歸根結底還是為瞭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發展始終是第一要務！”王儒林說。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dfjj/20150805/1514228844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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